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农村每天每人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0.86公斤，2016—2021年五年间，农村生活垃圾人均日产生量增加了约1/3，增速一直高于城市。对于既没有专业收运队伍，又没有充足资金的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庞大体量的生活垃圾究竟该到哪去？

(资料图)

8个桶，240升，420户，7公里路……

这串数字，至今仍在保洁员吕小宝脑海里翻滚。桶里装的啥？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横港村全村420户、1670位村民每天的生活垃圾。

过去8年，吕小宝和另外两位“同事”每天都将全村垃圾填满8个240升的垃圾桶，送到7公里外姚庄集镇上的中转站。工作常从早上8点持续到下午6点。

如今，“三人团队”只剩老吕自己——工作量小了不少，他只需下午开着三轮保洁车，将家家户户分类有序、码放整齐的垃圾一一称重，然后倒入大垃圾桶中即可。

“不到5个大桶就装完了，两个小时活就能干完。”年近60的老吕说，自己的精神头比前两年好了不少，“谁也不愿意一天到晚都和垃圾待在一起！”

这是浙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一个片段，其中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进展令人印象深刻。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2021年，我国农村每天每人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0.86公斤，2016—2021年五年间，农村生活垃圾人均日产生量增加了约1/3，增速一直高于城市。对于既没有专业收运队伍，又没有充足资金的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庞大体量的生活垃圾究竟该到哪去？

目前，户分类、村收集、就近资源化分类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已在浙江形成。截至2022年底，全省已建成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站点1217个，回收利用率63%，农村生活垃圾基本实现零增长、零填埋；资源化利用率、无害化处理率、垃圾分类行政村覆盖面均达100%。

近日，记者走进浙江嘉兴的嘉善与桐乡等地，探寻这些地区农村生活垃圾全过程治理的实践。

“不会分”“不愿分”，为啥还要分？

“为什么同样是硬壳，鸡蛋壳要放进‘易腐垃圾’桶里，但螺蛳壳却要放进‘其他垃圾’桶里？”

2014年，村里发动村民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时候，嘉善县大云镇缪家新村村民冯青面对复杂的分类标准感叹！

冯青是个勤快人，干起活来从不含糊，临街的小院被她拾掇得干干净净，自家培育的花苗她也热心送给邻居。冯青也是个热心人，邻居家有需要、村里有要求的工作，她总是第一个完成。但是垃圾分类这件事，她总是因为“不会分”没有干劲儿。

同样“没干劲儿”的还有桐乡市石门镇墅丰村村民周金田。“垃圾都收到一个桶里运出村就好了。”周金田说。提起可以将可回收垃圾收集起来换钱，他也兴趣寥寥。“收起来还要去镇里换钱，折腾不说，换不了多少钱，不值当！”

桐乡市崇福镇御驾桥村保洁员沈明秋也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分类后垃圾去了哪儿？是不是分类处理掉？“我将村里分类好的垃圾运到中转站后，整车垃圾被拉到镇里处理。”沈明秋说，“如果是被混在一起埋掉，那我们岂不是白做工？”

他们提到的“不会分”“不愿分”，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时很普遍。一份2021年对东部省份2420个农户的调研报告显示，51.82%的农村居民更愿意将所有垃圾一起倒掉；在另一半愿意分类的居民中，仅有8%左右的村民可以正确地将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

既然村民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意愿不高，也分不好，为什么还要分？

“调研中我们发现，哪怕仅进行简单的‘二分法’（将厨余垃圾/易腐垃圾与其他垃圾分离），也可使终端处理的垃圾量减少近30%。”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冠益说。

垃圾源头分类除了可以减少终端处理量外，还可以提升处理效率。

目前，我国垃圾终端处理主要分为卫生填埋和焚烧发电两类。如果将垃圾填埋处理，占用大量土地不说，垃圾腐坏产生的渗滤液还会严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很难通过人工干预再净化、修复。如果将垃圾进行焚烧发电处理，由于农村生活垃圾中易腐垃圾所占比例大（据统计，华东地区易腐垃圾占总量的45%以上，有些地区可以高达60%），则无法充分燃烧。“垃圾经过简单的‘二分’后，有机物含量会降低近40%，基本可以进行焚烧处理。”陈冠益说。

抛开环境效益不谈，记者根据东部某市焚烧发电厂和垃圾填埋场的处理成本算了一笔账：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平均每吨设施的建设费用约为42.34元，处理营运费约为30元，合计每吨垃圾处理费用为72.34元；垃圾焚烧发电平均每吨设施的建设费用约为66.21元，处理营运费与发电产生的收益持平。因此，每吨垃圾焚烧发电会比卫生填埋便宜6.13元。

农户随手就可开展的垃圾分类，却能为垃圾终端处理节省巨大的资金。这还没有算上分类后的环境收益及资源化利用的价值。如此看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既有需要也有必要。

鸡蛋壳和螺蛳壳要扔进不同垃圾桶

垃圾分类开展近10年后，当垃圾收运车再次来到冯青家门口时，她熟练地将自家早已分类好的厨余垃圾倒在转运车里，由收运员检查后称重、装车。随后她把垃圾桶拎回家冲洗干净，再放到门口晒干。

“鸡蛋壳易分解属于易腐垃圾，螺蛳壳属于贝壳类不易腐烂，所以是其他垃圾。”冯青一边向记者展示手机中垃圾分类的详解图一边解释道。这上面明确写着肉蛋类属于易腐垃圾，而海鲜的贝壳与餐巾纸、薄塑料袋等一样属于其他垃圾。

村民源头分类是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工作重要的一环，让村民分得准是第一步。那么是否有成熟的标准可以依照呢？

“与城市垃圾分类相对统一不同，目前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分类标准。”陈冠益介绍。他认为，农村生活垃圾含水量和易腐比例都较高，应探索符合当地特征的分类标准，否则清运和处理成本过高。

一种结合当地农村生活垃圾实际，且又操作简单、方便易学、管控有效的农户分类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早在2014年开展垃圾分类的初期，嘉善通过试点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垃圾分类模式，有采取“有害垃圾+无害垃圾”二分法的，也有采取“可回收、可沤肥、需转运处理”三分法的。

经过三年摸索，2017年，嘉善根据农村生活垃圾中“易腐垃圾”比例大的特点，探索出“可回收物、易腐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分类法。为了高效管理，农户门口只需摆放需要清运的绿、灰两个垃圾桶（可腐烂的进绿筒、不可腐烂的进灰筒），同时对有害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再进行单独回收。

“尽管已经简化为绿、灰两个垃圾收集桶，但村民在分类细节上仍需要指导。”缪家新村村委会副主任徐张娜介绍，为了让村民尽快掌握分类知识，村里在开展工作之初集中培训了6个垃圾分类督导员，定期入户进行宣传和检查。

“遇到分不准的垃圾，我们就在群里问督导员。”冯青介绍，如果问的人多成了普遍问题，村里就会更新“垃圾分类说明图”。“比如猪腿骨这种难以腐烂的大骨，就会明确写出让村民投放在其他垃圾的桶中。”冯青告诉记者，“目前容易混淆的垃圾也都已在图上标明了。”

解决“不会分”之后，发动群众“主动分”就成了下一个待解的难题。

“农村居民其实比较认同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但不分类，对生态环境（地表水、土壤）、社区环境（村容村貌、村内生活秩序等）有比较大的影响。”陈冠益说，通过对村民分类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要想发动村民参与垃圾分类就要从积分换物、明晰奖惩制度和周围人带动三个方面着手。

“村委会每月都会组织人来抽查，对垃圾分类分得好不好进行打分，然后按得分高低赋予积分，最高可获得10个积分，另外评上星级户也有10个积分。”桐乡市石门镇墅丰村村民周金田自豪地介绍，去年在村里的总积分榜上他以130分位居榜首。“积分可以在村里的‘积分兑换站’里兑换商品，那可是实打实的福利。”周金田现在对垃圾分类的工作很上心，有时还会提醒邻居注意分类细节。

墅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窦国勇介绍，为加大鼓励村民垃圾分类的力度，墅丰村打通了积分与超市的通路，村民凭积分可直接去指定的超市购买商品。截至2022年，石门镇的18个行政村已实现“积分兑换站”全覆盖，5695户农户自愿参与积分换物活动，兑换各类生活用品30多万分。

随着各项工作的推进，村民对于垃圾分类的意识逐渐提高，从“不会分”“不愿分”到如今的“清楚分”“主动分”。目前，桐乡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率达100%，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平均准确率达到94.11%。

装上芯片的垃圾桶

几天前，横港村村民杨金林发现这个月垃圾分类的积分没有到账，他马上去村委会查个究竟。“问题出在上个月23号，易腐垃圾桶里混进了一个塑料袋。”看到工作人员在系统里找到的图片后，杨金林懊恼地说。

垃圾从农户家里出来，还要至少经过几个流程的处理。过程管理就成了重要课题。

在横港村村委会的醒目位置，一块一人多高的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村里垃圾分类的情况，不仅有每户人家垃圾分类积分，还有参与人数、垃圾重量等数据。杨金林告诉记者，这些数据都来自垃圾桶里的一枚智能芯片。

垃圾收运员利用设备扫描农户垃圾桶上的芯片，对家庭信息核对无误后，就可以通过智能秤和摄像头将垃圾的重量、分类情况等通过数据和图片的形式上传到移动终端进行打分。

“在监管云平台，我能看到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和分类情况，每家每户的垃圾桶都能查看。如果不合格，我就会及时通知他们改正。”横港村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林说，去年开始的垃圾分类智慧收集让全村的垃圾分类状况有了明显提升，400多户农户在监管云平台的覆盖下垃圾分类的准确率达到99%以上。

据了解，姚庄镇18个行政村总计9000余户，每户农户的垃圾桶都安装了智能化管理芯片。与此同时，通过对全镇垃圾收集房进行标准化改造，安装24小时实时监控系统，通过电脑观察收集房动态。

嘉善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姚杰认为，大数据系统不仅可以高效解决环境问题，还降低了以往检查、评比的难度。“以往依靠人力来检查环境，多数只能进行村庄抽查，每次只能检查到20%的村庄。”姚杰说，“如今数据平台覆盖到全部村子，大家都不再抱侥幸心理了。”

目前，类似的数字化技术应用场景正在浙江多地不断拓展。桐乡市的“桐拾袋”支付宝小程序，也有效提高了桐乡市农民的垃圾回收效率。

浙江桐乡市乌镇在农民安置小区推行“1+N”农村生活垃圾智慧收运模式。

手机预约，上门收取，现场分拣、称重，运输，二次分拣，换算环保金入账……几个步骤下来，桐乡市崇福镇御驾桥村村民王其中，将家里的10.5公斤纸板兑换成18元现金存入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中。

“小程序的开设源自较低的垃圾回收量。”桐乡市分类办主任助理、质效提升组组长朱建洪向记者介绍，桐乡市自2014年开展垃圾分类以来，部分行政村设置了可回收物回收点，但回收效果并不好。“2019年桐乡市平均每天产生可回收物约22吨，日均回收量仅7吨左右，回收率仅为32%，特别是青年群体参与率偏低。”朱建洪说。

为此，2020年桐乡市不仅在每个村设置了再生资源回收站，还将回收站搭载上桐乡市城镇可回收物智能化回收平台——“桐拾袋”上。村民在手机上预约后，可就近到回收站实现智能化回收，然后由工作人员将回收费用打入账户中。账户中的积分除用于线上消费外，还支持全市线下11个超市兑换商品。

打通数字化平台与农村再生资源回收通路后，垃圾回收成果显而易见。“最明显的是玻璃瓶的回收！”朱建洪介绍，玻璃瓶质量重、回收价格低，村民都不愿意去回收点兑换，往往就堆在村里等着保洁员处理。“如今以高于市场回收价5%的价格回收，而且操作方便，村里路边和田间的玻璃瓶几乎不见了踪影。”据了解，目前桐乡市已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线约—户集—市收运”回收网络。今年以来农村可回收物回收次数累计约9.5万次。

农村生活垃圾等方面的数字化管理绝不是数据的简单统计，还可以强化数字信息技术在精准评价当中的应用。嘉兴南湖区在垃圾分类检查中引进人工智能识别、评审技术，加快桶内分类准确率核验和桶外垃圾乱堆放问题排查效率，日处理分类照片约6万张，提高检查效率80%以上；湖州市南浔区则运用运输终端车辆GPS定位、车辆称重、车载视频录像等终端设备，并设置“电子围栏”，全面解决违规收运、混装混运等问题。

进去的是垃圾，出来的是肥料

如今，当了近10年保洁员的沈明秋，终于搞清楚自己收上来的垃圾去了哪里。

开着电动垃圾收集车出村大概5分钟，沈明秋来到崇福镇御驾桥村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他和工作人员一道将回收好的易腐垃圾桶放到一个绿色机器前，按下按钮后机器伸出的机械臂将垃圾桶抬起，垃圾便倒入机器内。随着24小时不间断的轻微轰鸣，松土状的颗粒物从机器中出来。“进去的是垃圾，出来的是肥料。”沈明秋指着机器边已装好袋的肥料说，附近村民将这些由易腐垃圾转化而来的肥料施用到桑树园里。“看着收上来的垃圾还有利用价值，心里很满足。”沈明秋说。

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易腐垃圾的就地资源化利用意义深远。如何建立相应标准与政策，对农村生活垃圾减量十分必要。

陈冠益教授团队基于全国范围的调研结果显示，农村生活垃圾中餐厨等易腐垃圾的比例高于城市，桐乡所在的华东地区易腐垃圾比例高达45%。“易腐垃圾含有极高的水分与有机物，很容易在运输过程中腐坏，从而在转运过程中对运输沿线环境造成二次污染。”他建议要研发就地资源化利用技术装备，包括分类驿站、智能回收设备和小型就地处理设备等。

近年来，崇福镇不断创新易腐垃圾就地闭环资源化处理模式，破解易腐垃圾处置难题。沈明秋操作的这台仅占地6平方米的“大胃蛙”易腐垃圾处理设备，便是探索的成果之一。

易腐垃圾在机器内经过24小时降解后，能产出仅占投入量5%的有机肥，达到易腐垃圾减量95%以上的效果。且处置过程无污水无臭气排放，实现“就地化、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

从2021年12月投入使用至今，该设备已在崇福镇餐厨垃圾中转站、御驾桥村、陈家埭村和芝村落地。截至目前，御驾桥村已就地处置易腐垃圾近80吨，减量效果显著。

记者了解到，运用该设备处理一吨易腐垃圾的成本为350元，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较原来转运出村再处理，这种就地资源化的处理模式能否持久就成为垃圾处理效果好坏的关键。

崇福镇党委书记柏世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御驾桥村村里道路清扫、垃圾收运的保洁费用一年要80万元，如今一年保洁费只要40万元，省出来的40万元有一大半都是垃圾运输费用。“这么一看，垃圾就地资源化还是合算。”柏世明说。

垃圾就地资源化、减量化的工作在桐乡各个村镇都在进行。高桥镇漕泾村利用柴火灰将易腐垃圾堆肥就地还田；凤鸣街道中心幼儿园带领小朋友用生鲜垃圾制作酵素，6年来减少厨余垃圾8000余公斤；恒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利用“干热水解转化法”，把餐厨垃圾浆液分离成油脂、有机质及废水，日处理餐厨垃圾能力为150吨。

浙江桐乡市凤鸣街道幼儿园小朋友正在利用生鲜垃圾制作酵素。

一头是垃圾减量，一头是资源应用，从垃圾到资源，桐乡市已搭建起一条闭环处理链条。以生鲜垃圾资源化为例，桐乡探索把酵素制作当成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的一条有效途径。2022年1月以来，桐乡市探索酵素产业化之路，生鲜垃圾进厂处置量共减少4520吨，占桐乡市生鲜垃圾比重达53.3%。以生鲜垃圾处理费270元/吨核算，减少政府处理成本122万元，群众产生的直接经济收益为422万元，企业产生经济效益2600万元。

通过就地资源化，桐乡市垃圾终端减量明显。2018年，桐乡每天垃圾产量为1000多吨，焚烧发电厂烧不完，还有几百吨要外运；如今，焚烧厂产能提升到1200吨/天，垃圾焚烧量却降到了794.41吨。

无论是通过菌种对垃圾进行高温热处理，还是通过发酵将生鲜垃圾制成酵素产品，多种形式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已成大势所趋。不过，农村在选择垃圾就地资源化技术时，还应考虑得更加细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赵立欣研究员提醒，无论是处理技术还是产品应用，都应该符合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技术应简单易操作，技术产品须耐用易于维护，研发产品要成本适中，让农村建得起、用得起。”

关于垃圾的探索仍在继续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桐乡与嘉善两地已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工作近10年，这10年，也成了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对全套工作机制进行优化改进的10年。

从垃圾分类积分兑换到村里垃圾清运，再到就地资源化……各种费用都需要村集体承担，尽管嘉善农村相对富庶，但“省钱”仍是农村搞建设亘古不变的主题。

“早在2017年，姚庄镇就开始琢磨怎么压降垃圾处理成本。”姚杰告诉记者，姚庄镇的10个行政村，通过“多村联建”形式兴建乡村垃圾集中处理中心，不仅节约了土地资源、提升了垃圾处理效率，还通过规模化减少垃圾收运成本。

“现在村民都陆续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第三方保洁公司工作量也没有原来多了，成本可以降下来。”姚杰算了一笔账，“房前屋后的清扫工作村民自己就可以完成，这部分的保洁费用可以省下来。垃圾分类村民现在做得也很标准，垃圾减量了清运费用又可以省下一部分。”姚杰告诉记者，村里在与保洁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工作内容和范围都有明确界定，这给降低成本提供了操作空间。

“嘉善通过压降垃圾处理成本，缓解了资金的部分压力，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可借鉴的方法。”陈冠益表示，压降管护成本在村集体经济不发达、财政补贴没那么充裕的地方显得更为必要。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看似是单项工作，但涉及面广，需要政策配套、机制创新，也需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比如，桐乡市农村生活垃圾由综合行政执法局主管，而与其相邻的嘉善县则由农业农村局负责。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这项工作落实到县里，往往划归到不同部门。”陈冠益介绍，在全国范围内这项工作主要由镇政府、生态环境局、城市综合管理局、住建局和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负责，“有时遇到复杂情况，还需要多部门协调推进，这就更需要在顶层设计层面明确各方责任、形成合力。”

2020年12月24日，浙江省通过了《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了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等部门的职责和分工，避免各个部门在工作推进中各自为战、零敲碎打。

“除了通过政策设计使各部门形成合力外，农村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厕污等废弃物的处理，仍缺乏统一的处理规划。”陈冠益说，在他看来，协同推进各项废弃物的处理应该成为未来的推进方向。

在浙江嘉善县姚庄镇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理中心，工作人员准备将易腐垃圾装进垃圾资源化处理机器。

目前，在嘉善县大云镇卡帕路垃圾中转站，垃圾和污水统筹治理的探索正在进行。除了垃圾就地资源化，这座中转站还有一台污水处理设备，通过生态处理使中转站污水各项指标达标排放。

“之前我们只管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就要找生态环境部门协同推进。”姚杰介绍，现在这个垃圾中转站不仅可以日处理易腐垃圾10吨，有机废弃物减量率达到80%以上，还探索出了将垃圾与污水协同资源化处理的模式，解决了各自为战的状况。“统筹处理既能达到就地资源化利用的目的，又能降低成本。”姚杰说。

就在记者结束采访时，浙江长兴县水口乡发布了全国首个农家乐（民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范，解决了农家乐（民宿）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难的问题。显然，浙江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减量化的探索仍在细化、仍在继续。

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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